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绘制的宏伟蓝图催人奋进。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提出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等更深层次的开放要求。
虽然我国当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与此同时,我国对于国际大循环也高度重视,自改革开放以来便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积极开拓与发展同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是全球10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始终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022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1.11万亿元,同比增长9.9%。其中出口17.67万亿元,增长13.8%,进口13.44万亿元,增长5.2%。这说明我国一系列稳外贸、稳外资政策举措发挥了作用,外贸呈现较强发展韧性。然而,面临全球经济复苏分化、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增加的复杂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2022年前三季度中国进出口总值增速有所放缓,同比增长率高至1月份的22.2%,低至4月的2.1%,9月份同比增长3.4%,贸易波动增大,稳外贸压力仍然比较大。我国应将二十大精神落实到经济发展层面,进一步推进规则规制管理,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坚定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一、国际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中国经济突围面临多重挑战
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俄乌冲突短期内难以化解。俄乌冲突将从贸易、通胀和金融三个渠道影响我国。一是贸易渠道,俄罗斯和乌克兰是重要的资源出口国和农业出口国,主要的贸易商品集中在能源、矿产品、农产品等,我国在这些产品上对俄罗斯、乌克兰依然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因此我国能源供应和粮食进口可能受到影响。二是通胀渠道,俄乌冲突将导致能源供应不足或成本上升、国际粮食供应紧张及粮价普遍上涨,进一步抬高通胀,美欧通胀持续超预期。我国经济也将受到国际原油、天然气、小麦等价格大涨引发的输入性通胀影响,而以大宗商品为代表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增加了企业的经营压力。三是金融渠道,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恐慌情绪无疑会影响全球资本市场,欧美股市下跌,我国股票市场也经受了较强冲击。
美欧加速收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能导致全球流动性收缩乃至部分地区经济衰退。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包括美欧在内的多个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实施了一系列的财政刺激政策和大规模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量的资金也流入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随着通胀水平的持续走高,美欧均已开启加息模式,刺激资金回流,提振国内经济。2022年以来,美联储连续4次加息抬升至2.25%-2.5%的区间,全球流动性收缩,投资者避险情绪上升,波及他国货币形势并增加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负担,出现金融危机或债务违约风险的可能性升高,全球经济复苏受到威胁,而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
逆全球化思潮涌动,美国拉拢相关盟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与中国“脱钩”甚至借助“印太经济框架”等加大对中国的围堵。自拜登上台以来,美国签署了包含《2021战略竞争法案》《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削减通胀法案》等在内的一系列以“供应链安全”为名的法案,试图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去中国化”,对华展开全面的战略竞争,抗衡中国日益崛起的全球力量。美国试图将经济议题异化为“意识形态”“民主”等政治问题,纠集盟友打压中国,企图逐步实现与中国的经济脱钩,这违背了经济自然规律,极大破坏了半导体、光伏、通讯等行业价值链的顺利运转。
二、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增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
新冠肺炎疫情、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全球经济挑战加剧等增加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此时中国更应该保持战略定力,增加经济内生动力。而内生动力主要是依靠民营企业、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这需要深刻认识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产业升级。
就人力而言,必须坚定不移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发掘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充分激发和释放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应建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培养静心笃志、积极探索、甘坐“冷板凳”的人才。此外,建立更灵活的薪酬制度,避免以数量、速度衡量科研人员收入,调整基本保障和绩效比例,保障科研人员稳定体面的生活,从而安心科研。
就资金而言,增加基础研究的科研经费投入,尤其是能源、通信、半导体等重要行业的科研投入,依托高校和科研机构等科技基础设施。完善科技计划和科技经费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完善市场导向的科技项目和经费分配、成果评价体系。
就制度而言,促进企业、政府、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联动合作,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促进基础性科研成果共享,同时通过对企业的研发金额进行所得税减免等方式促进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科研活动。
三、稳步推进规则规制管理,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注重国内大循环的同时,依托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商品和资源要素,从而打通国际循环,建设开放型经济,确保全球供应链的安全和畅通,更是推动我国经济稳步复苏和增长的大前提。而逐步推动国内政策法规与包含扩大市场准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等内容在内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接轨,进一步部署稳外贸、稳外资政策,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则是重中之重。
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作为中国高标准经贸规则的“试验田”,在试验区内实行美欧等国家倡导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因此,在试验区内进一步加大体制机制创新力度,先行先试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探索向全国范围推广的路径,在投资管理体制、贸易管理体制、政府监管方式等多个领域开展更进一步的探索尝试。因此,接下来一是需要国家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进行总体布局,二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充分发挥先行先试的优势,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进一步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尤其是关于通过健全公平竞争制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在内的营商环境的改善,作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先行者在各方面进行探索,进一步推动标准设定、规制安排、政府行政程序规范等方面在内的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我国可以通过积极融入高水平RTA和区域合作,谨防在全球价值链重构和国际经贸规则重塑中的话语权“边缘化”,打造更加牢固的全球价值链供需体系。目前,我国正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间位置,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前端依赖于欧美的技术、资本和知识产权等要素,后端对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劳动力和市场等要素的依赖度不断加深,为延缓后疫情时期逆全球化思潮的影响,防止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去中国化”趋向,中国需要从全球价值链两端进一步强化与主要经济体的联系,打造更加牢固的全球价值链供需体系,一是强化与欧日的经贸合作联系,巩固全球价值链的上游供给;二是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巩固全球价值链的下游需求。